刘定逌（1720—1806年），字叙臣、叔达，号灵溪。壮族。广西武缘县（今武鸣县）太平葛阳村人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上京参加殿试，赐进士及第，担任翰林院编修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刘定逌被休致，自京“载书五车”归乡里，在广西壮乡从教49年，为壮族的教育、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　　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，刘定逌受邀到浔州（今桂平）书院担任山长，全力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。

　　有一年刚开学，武鸣邓广圩有个名叫危福高的青年，慕名到浔州向刘定逌求学。刘定逌感到特别高兴，启导有加，每次假期省亲返家，都喜约一同起行，一同路上言欢。

　　危福高修满学业，回到家乡的邓广街任街道保长。在任保长期间，最让其烦恼的是每到过年，县里官员都以种种理由让他进贡年货。

　　春节又来临了，危福高正为此事不知如何解脱为好。忽听刘定逌回乡省亲，便到葛阳登门拜访。

　　“门生身为保长，有长进，但别横征暴敛，勒索乡民。”刘定逌一见面，相互问候几句后就直言。

　　“愚生不敢，可县里官员多次到邓广，又吃又拿，把我也榨穷了。现春节临近，又托人来话要送年货，愚生还不知何办，望先师解围。”危福高为难地说。

　　刘定逌问：“要送多少？”

　　“除了来人请吃酒饭外，每户都要送鸡送蛋，有香菇果子狸之类更欢心。有些户实在拿不出东西，以银补之。因此，我这保长早就不想当了。”

　　刘定逌上年回乡省亲，曾听说知县官到任时，搬来的家私就有几箱乾隆新币未动，看来不是什么俸禄所得，而是他在另处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财之物，便说：“这回他们来，可就要县官把乾隆新币吐出来。”

　　危福高听先生这么一说，猜到刘定逌又想到什么法子了，高兴地叩谢道：“多谢尊师，如能为此排犹解难，愚生感恩不尽。”

　　腊月二十八，报说第二天县衙要来人了。

　　次日午时，县里一帮人马果然进了邓广街。跟以往完全不同的是，邓广街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房屋旁边的杂物也堆得整整齐齐，好像有什么特大喜事一样。他们先到危福高家，那里同样也是整理得很好。

　　“今天街貌焕然一新，何来？”走在前面的乔师爷先问危保长。

　　“报大人，是刘翰林今天要光临，准备喜迎。”危保长报告说。

　　师爷一听慌了手脚，急忙跑回头向轿中的知县禀报。“快快调头。”知县听到刘翰林也要来，吓得失了态，急忙从轿中伸出头大喊。

　　危保长见状，假装喊道：“老爷们，吃完午饭再走。”可谁还顾及吃饭？只见一阵慌乱，人马早已溜出街外。回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才敢停轿歇息。

　　“路边有人。”突然有一兵差发现有人在路边抽裤子，不禁一怔，便大呼之。

　　“是何人也？捉拿前来。”知县道。

　　知县回到一个拐弯处，只见路上横放着一抬轿，轿旁坐着一人，穿着草鞋，头带戴帽，跟刚才被抓的那人穿着一模一样。县爷们马上意识到，这可能就是刘翰林到此了吧，刚才抓到的那人可能就是他的轿夫了。

　　“乃是闯了大祸也。”乔师爷想到这，寒毛竖起，忙退步告知县。知县不由大惊，急忙叫轿夫拐道绕过。

　　不出三天，满城风雨都传出衙门知县令差人打伤了刘翰林的轿夫。知县听到此言，坐立不安，便叫师爷来研究应对。

　　乔师爷忧心忡忡地说：“这事出在刘翰林身上，确无计可施，看来非知县官爷亲自登门道歉不可。”

　　知县想来想去，让师爷写个信函交给刘翰林，试探刘的口气，如同意再定日前去道歉。

　　第二天，师爷即见刘定逌，说明了来意。刘定逌说：“大人道歉，我不敢当。只是你们打伤了我的轿夫，众兄弟气愤要上州府告状，我是坐轿人，只能作为见证者罢了。”

　　“当然，不怪兄弟们，衙门诚意赔礼就是，刘翰林尽管开口，本人照办就是，照办就是。”

　　刘定逌看到这种状况，开口说：“古云曰，民以食为天，就请吃一餐酒饭，以示谢过吧。”

　　“以酒赔过，应当，应当。需花费多少，开个价数吧。”

　　“知县不是私有乾隆的新币吗？拿五十吊就够了，不要其他的钱。如办不到，就不是赔过。”刘定逌毫不客气地说。

　　回到县衙门，师爷便向知县大人禀报了刘翰林如何宽容大度，说只要用五十吊乾隆新币来请众兄弟喝一餐酒，什么事都可摆平了，也不必知县亲来道歉了。

　　知县听后松了口气：“行，行，五十吊给足，明早派人到寒舍拿够送去。”还暗笑道，“五十吊钱，稳住了刘翰林，保住了自己的官位，值。”

　　第二天，太阳刚升起一丈多高，衙门就有人把钱送到邓广的街上。危福高与众人已在等候。大家打开袋子一看，果真是乾隆五十吊新币。

　　危福高拿一部分钱搞街宴，让全街老少享受。剩下的乾隆新币，就拿来改造街面，使街面更为平整畅通，街道生意更为红火。

　　点睛之笔：刘定逌是壮族大儒，回到家乡后，利用身份、名望狠狠惩治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县官，大快人心。刘定逌才高八斗，倾尽全力培养了大量的人才；他鄙视权贵，刚正不阿，同情平民百姓，是读书人的楷模。

编辑：梁熙